精神健康與工作 > 「減壓之道」

我出生於戰亂的年代，目睹八路軍攻打上海的情況，年幼時已感受到戰爭所帶來的壓力。我的母親在我十四歲那年給了我一張車票，叫我自己一個到澳門去，然後安排我轉往香港。初到香港的時候，一句廣東話也不懂，在寄宿學校唸書，被人叫做「外江佬」。不過，我很快便學會了廣東話，之後，到美國升學。為了學好英語，我決定跟西人同學一起住。一年後，英語有很大進步。留學八年後，我返回香港，那時又要重新學習中國語文，尤其是廣東話。這些少年時代的經歷，在日後幫助我懂得如何去應付壓力。

在二十來歲求學的年代，我曾在一間精神病院任醫生助理，我的工作是每天與那些接受治療的病人交談，然後編寫有關的報告給醫生。這項工作令我學到很多做人道理。我會明白到無論遇到何等大的壓力，都必須處之泰然。

我任職安培泛達電子公司的時候，面對的壓力也很大，因為它是六七十年代香港最大規模的電子廠，員工數目很多，而且當時的高級職位都是由美國人擔任的。我不久便被差派到台灣會見蔣經國，洽談投資設廠的事宜。這項任務令年輕的我感受到一定的壓力，但我亦盡量處之泰然。我一向做事都以人為本，明白到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重要性。當時我公司的員工有三千至四千人，僱主僱員之間的關係非常好。我要求廠房環境要美觀清潔，讓員工為自己所屬的公司感到自豪，上班的時候感到舒服。我請了一班工人每天到公司來打蠟，所以連廠房的走廊也是亮晶晶的。我相信當年的港督麥理浩，一定是看過我的工廠才來找我當議員的。

一九七三至七四年期間發生了石油危機，當時失業率高企，香港人感到十分恐慌。我收到美國總公司主席的指示，由於訂單減少，需要裁員二千人，這約佔公司人手的一半。這項任務為我帶來沈重的壓力，我須要決定解僱某些人。結果，一個星期過去了，我還是按兵不動。總公司的主席表示，如果我不動手，他們就得解僱我了。我想不到辦法，又不能跟任何人商量對策，最後，我便召開一次員工大會，把實際的情況告知員工，並提出兩個解決問題的方案：其一是解僱一半的員工；其二是保留全體員工，但每人的薪金削減一半。不消五分鐘，與會人士一致選擇了第二個方案，共渡時艱。能夠將問題解決，我感到很高興。四個月後，訂單數目再次回升，我知道我們當時作了明智的決定。這次事件使我深深體會到僱主跟員工之間的關係，最重要是彼此要有溝通。劉千石先生曾向我要求，為我公司的員工組織工會，但遭員工拒絕。因為他所提出的「集體談判」不為他們接納，員工們還是選擇和我直接對話，作為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我亦主動吩咐同事在工廠裡掛起一些勵志的標語，主題不單鼓勵他們要工作勤奮，還提醒他們要家庭融洽，愛護子女。每當安培泛達刊登招聘廣告，應徵人數必定逾千。我們支付的工資亦比其他公司的略高，為的是要提高員工士氣，從而提升生產力。我認為僱主要做到員工尊重自己，但不可嚴苛，因為一個令下屬害怕的僱主是不會聽到員工的真心話的。只要僱主和員工的關係好，無論遇到什麼問題，都可以轉危為機的。

除了人事管理方面，我亦有兩次幾乎令我精神崩潰的經歷。有一次，我為一位開設工廠的朋友簽了五百萬元的銀行擔保，後來他的工廠面臨倒閉，銀行追討我這個擔保人，若還不到錢便要到法庭告我。幸好最後和銀行協商後，雙方同意把我手上所有美國公司的股票賣掉，以償還一半的債務；另一半則由我分五年償還。結果，那五年便成為我人生中最辛苦的五年。從那次起，我便不再為任何人簽財務擔保了。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經歷是發生在一九八二至八三年期間，當時為了達成香港前途協議，我曾和其他人士策劃鄧蓮如、鐘士元和李國偉等人到北京會晤領導人，結果被鄧小平稱為「辜臣孽子」，這次令我感到莫大的壓力。我心想我一向都感到自己是個中國人，從沒有拿過別國的護照，怎會背上這個稱號呢？這事令我明白到政治是什麼的一回事，它可以摧毀一個人的工作和思想。

我會對大家說，你們無論遇到什麼壓力，如果你們下定決心要把它克服的話，一定會有成功的一天。所以，做人要樂觀一點，不要悲觀，凡事處之泰然。此外，要做個成功的人，必須抓緊自己做人的宗旨，善用在世上的時間，多做點事情。我再給大家一句：我們每天的生活，都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把人際關係處理得好的人，一定會活得更開心，生命亦會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