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與工作的關係(二)
鄺保強醫生
葵涌醫院精神科部門主管及顧問醫生
工作帶給我們人生的目標和意義,是建立自信心和自我價值的途徑,亦帶給我們個人成長的機會。工作給予我們一個廣大的社交圈子,而這個網絡亦常在我們有需要之時伸出援手。然而,工作佔據了我們一生中的絕大部份時間,工作的壓力往往不能說放下便放下。原因是當中牽涉到代價、生活和責任。
工作本身固然有壓力和困難,但相信大家會同意更難處理的是人的問題。從事精神科行業的朋友會更明白人比工作上任何難題都來得令人頭痛。特別是香港的經濟在過去數年經歷衰退,如果公司規模較小,員工會驚恐失業、裁員,又或工作量增加、人工下調。此外,新的科技取代了舊的工作模式,我們要學習一些新的技術才可免被淘汰,最後還有資源增值。以上所見,香港人在`過去數年間為要謀生而承受非常巨大的生活壓力。
談了一堆工作壓力的來源,究竟精神健康是甚麼呢?或許我們先以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看二十年後,即2020年,人類社會會面對怎麼樣的健康問題?世界衛生組織最近發表的文獻中提到一個特別的字眼:”globalburdenofdiseases”。”global”即世界性的,”burden”就是負擔、包袱;這個名詞承認了以傳統的數據(如死亡率)討論病痛的問題存有不足的地方。許多精神科的問題,譬如酒癮、精神分裂症等,如果以死亡率去計算,它大概只佔當中的1%。但如果改用經濟效益的損失來看”globalburden”,例如:病假的多少、病患給個人、家庭、社會以及周遭環境帶來的負擔和影響,結果顯示十人裏就有一個會因精神病患而引致這些方面的損失,代價是非常大的。
除此以外,我們可比較一下1990年及2020年世界上頭十五個最影響我們健康的疾患。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1990年排列首位的是肺病、第二及第三位分別是肚瀉(腸胃問題)及嬰孩常有的病。但到了2020年,這些疾病的影響會分別下跌至第六、第九及第十位,第四位的”unipolarmajordepression”(精神科裏一個殺傷力很強的疾病--抑鬱症)會攀升至第二位,且排列首十五位的病痛亦與精神健康有關,其中包括第十二位的暴力。
香港的情況又怎樣呢?根據陳佳鼐教授於1984-1986年在沙田區進行的大型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女性患上「廣泛焦慮症」的機會是11%,男性則約7%;「恐懼症」方面,一百個裏有三個是女性,而有一個是男性。從這些數字看來,女性的情況好像較差,其實男性也有情緒困擾的時候,只是他們會選擇以飲酒、濫用藥物等形式去發洩。總括來說,香港男人在一生人中有19.51%的機會患上精神科的病症,女人則有18%,可謂不相伯仲。再簡單點說,在香港,每5個人就有1個人在一生人中可能會患上精神科的病。
醫管局亦公佈了一個由鍾維壽醫生負責的小型調查的結果,4000多人中有1545人願意回應。受訪者接受訪問的二十條題目(SRQ)是由世界衛生組織訂定的,在陳佳鼐教授的調查亦曾採用。
在1545人裏,有1121是在職人士,有424人現正失業。我們可以分成兩組去了解結果,並以8分為分水嶺,即在20條問題取得8分或以上就算是高分組群。在職人士當中,4人中便有1人(即25%)取得超過8分;在失業的受訪者中,有接近半數取得8分。而陳教授進行的調查顯示,當時只有9.3%的受訪者屬高分組群。所以,現在的受訪者在這份問卷取得高分的人數相對80年代的受訪者多出許多個百份率,而取得5分或以上的人,有2/3指出精神壓力來自工作,其中30%的人認為工作已影響了與家庭成員的關係。此外,更有7%的在職受訪者及13%的失業受訪者曾有輕生之念。
另外,這些受訪者列舉出來的症候或問題主要有七項:(1)常常覺得疲倦(2)容易疲倦(3)感到緊張或擔心(4)感到不開心(5)經常睡得不好(6)每逢作決定時都覺得有困難(7)頭腦不清晰,思緒混亂。在眾多工作壓力裏,他們覺得最令人困擾的依次為:(1)工作量多(2)擔心公司倒閉或裁員/減薪(3)人際關係問題(4)工作時間長。尤其是工作量過多,那是絕大部份人指為精神壓力的源頭。話說回來,有工可做總比失業的好,當你憂心錢財、憂心明天,壓力自然更大。
這個調查顯示,精神壓力與年齡、職業、收入似乎沒有很大的關係。壓力似乎與獨特的環境、自身的性格、對壓力的反應較有關係。此外,半數屬高分組群的受訪者都認為自己的健康欠佳,但10人裏只有1人曾看醫生,反映市民主動求助的做法並不普遍。最後,1121位在職受訪者中,於訪問月裏因精神健康問題共取了258日的病假,平均每人每月取了不足半日的病假。不過,若將這個數字套上香港350萬的勞動人口上,香港每一個月與精神科相關的病假總數是80萬日。所以,這是一個很沉重的包袱,個人、公司、社會都需要留意。